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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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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,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、调节社会关系、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。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,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,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,最基础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。   我国传统社会自古就是“礼法社会”,治国理政讲究礼法合一。从西周以礼的名义和形式构建国家制度体系,到春秋时期“礼崩乐坏”产生所谓“礼法之争”,经过汉代“春秋决狱”“引经注律”,再到唐律实现“依经立法”、明确“德礼为政教之本、刑罚为政教之用”,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以引礼入法、德法合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治理方式,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而不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古人在探索礼与法的关系时形成的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 徒法不足以自行”的辩证思维,注重综合运用法律、道德、礼仪等手段治理国家,创造的具有东方特点的治国方略,其合理内核对于今天治理国家和社会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  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全体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“最大公约数”,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根本和法治建设的灵魂。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律规范、贯穿法治实践,法律才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、社会的价值取向、公民的价值准则,契合全体人民道德意愿、符合社会公序良俗,才能真正为人们所信仰、所遵守,实现良法善治,才能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德治和法治不可分离、不可偏废,国家治理需要道德和法律协同发力。世界上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,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,同时注重用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调节人们的行为。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必须将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整个法治建设紧密配合起来,使德治和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、相互促进、相得益彰。   树立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将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,彰显社会主流价值,是完善立法的基本要求。要坚持把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结合起来,聚焦道德约束不足、法律规范缺失的重点领域,把实践中广泛认同、较为成熟、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,推动文明行为、社会诚信、见义勇为、尊崇英雄、志愿服务、孝老爱亲、崇尚节俭等方面的立法工作,以良法善策导民以善、禁民以非。比如,子女“常回家看看”正式入法,出台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,制定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规定,弘扬了真善美、打击了假恶丑;《民法总则》专门增加了保护英雄烈士的规定,对恶意丑化亵渎英雄模范的情况形成震慑作用,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尊崇英雄、捍卫主流价值。对于不适应不符合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法律法规,要及时修订完善。比如,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,一些网上直播突破道德底线,不法商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,有的人欠着农民工的血汗钱自己却享受高消费等。这些现象,既是道德问题、也是法治问题,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,把跑偏的价值观纠过来,把遵循的标尺立起来,使法律更好地彰显道德的力量。   法治是维护主流价值、醇化道德风尚的重要保障。只有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,使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和惩处、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倡导和鼓励,才能更好激浊扬清、扶正祛邪。近年来,针对社会上一些失德失范现象,我们运用法治手段进行专项治理,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比如,公布“失信者黑名单”,采取限制“老赖”旅游、高消费和乘坐飞机高铁出行等措施,促使近百万“老赖”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。实践证明,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、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,仅靠叩问良心、道德谴责远远不够,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,对失德败德者进行惩戒约束,对违法犯罪者进行严厉打击。“天下之事,不难于立法,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。如果执法司法缺乏公信力,法治的权威就会受到严重损害,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,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。法正则民悫,罪当则民从。要端稳天平、握正法槌,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,用公正司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(宣言)
——三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,也是在同其他国家、其他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互鉴中发展的。张骞出使西域、玄奘西行、鉴真东渡、郑和下西洋等,都是中华文化同其他国家、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,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精神气度。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、开放的世界,各种文明的交流、碰撞、融合增加,更需要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。把握好“中”和“外”的关系,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,既立足本土,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、耐力、定力;又面向世界,在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实现创新发展。   不忘本来就是要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。长期以来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以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色,以独一无二的理念、智慧、气度、神韵,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,绽放夺目的光彩。在海外有深远影响的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孙子兵法》,体现了中国的独特思想智慧。中国传统戏曲,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,却能够“三五步走遍天下,六七人千军万马”,这种写意的美学品格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。近代以来,伴随民族兴衰和国运沉浮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。有的唯洋是举、唯洋是从,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过时的、落后的,不如西方文化;有的故步自封、盲目排外,以复兴传统文化之名贬抑外来优秀文化、抵制外来优秀文化。这是当前主要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。在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,我们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,坚持以我为主,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,使中国精神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。   吸收外来就是要广泛借鉴各国文化优秀成果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,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本色、长处、优点,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,传入中国后,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逐步融合发展,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,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、哲学观念、文学艺术、礼仪习俗等留下深刻影响。近现代以来,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更加广泛。从文艺领域看,中国近现代的绘画、电影、话剧等,既借鉴了国外的有益元素,又进行了民族化的创新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。比如,著名画家徐悲鸿,就是借鉴了西方油画的技法,讲求光线、造型和对人体解剖结构、骨骼的准确把握,开辟了中国画新的艺术境界。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,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,中外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。我们只有敞开胸襟、放眼世界,广泛借鉴吸收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分,使其长处和精华为我所用,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   面向未来就是要努力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。随着我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,中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,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体现大国责任和担当,我们的发展道路、价值理念、制度模式影响日益增强,国际社会对创造“中国奇迹”的中华文化兴趣与日俱增。同时,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还不相称,文化走出去与经济走出去还没有形成相应的匹配。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对外开放水平,统筹好文化交流、文化传播、文化贸易,着力传播中国价值观念,打造中华文化品牌,才能让世界了解一个文化的中国、多彩的中国、博大的中国。文明大国要擎起责任担当,围绕破解人类社会共同难题和开创人类世界美好未来,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、世界意义的思想资源挖掘出来、传播出去,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、提供更多中国方案,与其他文化一道携手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。 (宣言)       ·一论:把握好“马”和“儒”的关系     ·二论:把握好“守”和“变”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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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二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,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。这些年,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日益加深,追溯文化源流,瞩望文化振兴,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很大进展。但同时,也出现了诸如复古泥古、重表象轻实质、庸俗化功利化等问题。解决这些问题,关键是要把握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“守”和“变”的关系。 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要坚持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这一基本方针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世代传承积淀,又在不断推陈出新中赓续绵延。“两创”方针与我们党倡导的“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”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”等一脉相承、一以贯之,同时又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,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开关,也是新形势下处理“守”和“变”关系的科学指南。“两创”方针与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“二为”方向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“双百”方针各有侧重、相辅相成,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。其中,“二为”方向深刻回答了文化发展的目标方向问题,“双百”“两创”方针深刻回答了文化发展的路径方法问题,三者都是管根本、管长远的,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。   怎样“守”和怎样“变”,归结起来就是,“扬弃继承、转化创新”。扬弃继承,就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,坚持不忘本根、辩证取舍,有鉴别地加以对待,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,守住中华文化本根,传承中华文化基因。只有扬弃继承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充分挖掘,价值才能充分显现,生命力才会充分激发。转化创新,就是着眼服务当代、面向未来,坚持古为今用、守正开新,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、拓展、完善,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,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充分弘扬,为今人所取、为今人所用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只有适应深刻变化的时代和日新月异的中国,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,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文化支撑。因此,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传统文化,都要突出实践标准,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,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,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。只有通过扬弃继承、转化创新,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,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,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的文化。  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,必须打牢“一个基础”、抓好“四个融入”。“一个基础”,就是做好研究梳理这项基础工作,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。利用比较充裕的物质资源、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,摸清我们的文化家底,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,在浩瀚的文化遗产中把那些具有代表性、富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内容挖掘出来,使其中的精华闪亮起来,而不是重复搞规模浩大、大而全的古籍编纂工作。“四个融入”,就是融入国民教育,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,贯穿于启蒙教育、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、继续教育各领域,进入课堂教学和教材体系;融入道德建设,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,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阐发运用,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,将其纳入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,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;融入文化创造,加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扶持,积极发展民族民间文化,从传统文化中提炼题材、激发灵感、汲取养分,使当代文艺创作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风格;融入生产生活,强化实践养成,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融入到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,弘扬中国传统建筑美学,让人们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 (宣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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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一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,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,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。近年来,有人借机重提“以儒代马”,认为马克思主义是“舶来品”,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,主张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、治理社会。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。  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、人民的选择、文化的选择。马克思主义是在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、人类社会全球大视野条件下产生的理论,是迄今为止最科学、最严谨、最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。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,为人们观察世界、分析问题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,为广大人民实现解放、谋求幸福、追求理想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。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确立指导地位,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检验,是各种主义和主张竞技中的优胜者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,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深刻结合,包括同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深刻结合,也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结合。一方面,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,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化道路,既在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创新发展,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科学元素,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,孕育了光辉的革命文化、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。另一方面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、朴素辩证法、朴素进步历史观等,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必然性,是历史的选择、人民的选择、文化的选择。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,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,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,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。   辩证看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优长和局限。儒家思想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哲理和道德资源,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历史上对形成和维护我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,对形成和巩固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,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,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、反抗外来侵略,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、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,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党十分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。比如,“实事求是”就是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典故中撷取出来,创造性地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,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,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协和万邦”“天下大同”等思想的创新发展。但是,儒家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,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、时代条件、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,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,这正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历史危局的重要原因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好地延续下去、获得新的生命力,必须顺应时代、向前展望,在保持自身特质、优长的同时,突破自身局限、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,以科学的理论校正发展方向,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。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来鉴别、传承、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才能不断开创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新生面。   客观科学礼敬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态度,概括起来就是“客观、科学、礼敬”。客观,就是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混杂、积极与消极并存,不照搬复制,不简单否定,坚持全面地、历史地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。科学,就是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,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进行正确取舍,推动传统文化扬弃继承、转化创新,更好地融入当下、服务今人。礼敬,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,坚定文化自信,增强文化自觉,敬重和珍视先人创造的优秀精神文化财富,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,坚决维护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。“客观、科学、礼敬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,只有坚持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,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基因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、发扬光大。 (宣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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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风背后是思想,文风体现党风,人们从文风状况可以判断党的作风。可以说,文风关乎党的形象,关乎党群关系,关乎事业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风问题,指出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,强调发文报文都要言之有物,反对“长、空、假”,提倡“短、实、新”,强调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新闻媒体认真改进文风,取得了明显成效,有思想、有温度、有品质的作品多了,语言文字沾着露珠,音频荧屏新风扑面。但文风积弊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,文风改进依然任重道远。必须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改文风,更加体现群众观点、国情意识和文化自信,使报道有血有肉有灵魂,打造与新闻媒体职责使命相适应的气质和品格。   好文风是在基层走出来的。在路上心中才会有时代,在基层心中才会有群众,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。勤走基层是增进群众感情的基本功。脚下粘有多少泥土,心中才会沉淀多少真情。只有那些愿意深入基层,肯花一番脚力、眼力、脑力和笔力的新闻工作者,才能锤炼出好的文风,写出好的作品;只有真正把人民群众摆在心中最高位置,拜人民为师,向群众学习,写出的报道才有根,才有旺盛生命力。勤走基层是撷取丰富素材的直通车。现在,新闻采编播发技术越来越先进,获取新闻素材的手段越来越多样,但再酷的装备、再炫的技术,都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、心贴心的沟通,到基层“捉活鱼”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。新闻工作者必须扎根于社会实践的土壤,在实际生活中“望闻问切”,才能获得平时听不到、看不到、想不到的情况,推出接地气、有生气、冒热气的精品。勤走基层是掌握百姓语言的金钥匙。改文风,就是要学习百姓语言,掌握群众的朴素话语,活用鲜活传神的网络语言,做到“长话短说、官话民说、粗话雅说、空话不说”,形成体现新闻媒体自身品格的话语话风。在选择活用方面,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的典范,像“APEC蓝”“给力”“点赞”“蛮拼的”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等,既通俗又贴切,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   好文风是用故事讲出来的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:“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,就要看对象,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、演说、谈话、写字是给什么人看、给什么人听的,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,不要人听。”新闻报道要想讲好故事、让人爱看爱听,真挚的情感、丰富的形式、新颖的手段缺一不可。真挚的情感,是对党、国家和民族的忠诚热爱,是对中国制度、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深切认同,是真挚的百姓情怀和淳朴的人民本色,以大情怀厚重小故事。丰富的形式,就是要创新版面语言、镜头画面和网页呈现,提升版面元素“可视化”程度,聚焦基层一线,回应社会关切,让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、更加亲近百姓。新颖的手段,就是运用融媒体手段,不断丰富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,以多样化的展示、多介质的推送,使新闻报道动起来、活起来。   好文风是下功夫学出来的。文风好坏,与人的能力、学养密切相关。理论功底扎实了,知识积累厚实了,肚子里装的东西多了,才能做到厚积薄发,更好驾驭各种题材素材。要注重学习经典著作,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,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,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,使新闻报道更富真理和思想的力量。要善于学习前人积淀,多读古圣先贤的名篇佳作,汲取蕴含的人文精华,挖掘其中的思想价值;注意学习前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,充分合理地继承和运用;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,开阔我们的视野,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、厚度和宽度。要深入学习业务知识,既做专家,在自己的报道领域深耕细作,提升专业素养,真正有“几把刷子”;也做“杂家”,拓宽知识领域、完善知识结构,把报道做得更好。   改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不仅是新闻战线,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条战线都要肩负起带头清新文风、引领时代新风的责任,争做改进文风的排头兵,当好改进文风的示范者、推动者。 (宣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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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求治之道,莫先于正风俗。农村的协调发展、社会的全面进步,离不开文明乡风的助推、精神文化的涵育。当下,尊良俗、去低俗、废恶俗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构建精神家园的热切期盼,扮靓美丽乡村的共同心声。   移风易俗,表面上是改变行为习惯,实质上是改变价值观念,是一个“老大难”问题,“老”在千年遗风,“大”在千家万户,“难”在除旧布新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蓬勃开展的今天,一些农村地区的不良风气、陈规陋习仍然大行其道:有的相互攀比,大摆婚庆宴席、大收天价彩礼;有的讲究排场,大搞封建迷信、大办豪华葬礼;有的碍于面子、盲目从众,大操大办老人寿诞、小孩满月、子女升学、新居乔迁等名目繁多的活动。还有的村庄室内很现代、室外很脏乱,生活很富裕、文化很匮乏。凡此种种,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割舍之痛,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污浊混沌之气,成为文明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。   变俗易教,不知化不可。风俗作为一种地域文化,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,要移之以情、易之以理、管之以法,多用“育”的方式、“化”的手段,因其俗、简其礼,抑扬并举地推进移风易俗,而非简单粗暴地变其礼、革其俗。毕竟,人情礼俗是维系农村社会关系的纽带,还应区别看待、辩证取舍,好的传统要继承,不科学、不文明的习俗要改进,陋习恶习则要摒弃。党委、政府有关部门应主动担当、积极作为,统筹考虑群众意愿、党政意图、社会意见等因素,结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惠民,选准撬动的突破口和着力点,发挥良性引导和理性“推手”作用。同时,应大力挖掘和倡导优良家德、家规、家训、家谱,将其崇德向善、勤俭持家,清白做人、诚信友善的清风正气融入村规民约,使法治精神在村庄落地生根。   风成于上,俗化于下。党风政风对民风有着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力。党风正,则民风淳朴。推动移风易俗,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、躬身践行,从自己做起,动员亲朋好友一起做,少随礼、少办酒、简办事、不铺张,坚决抵制黄赌毒和封建迷信,做移风易俗的先行者、先倡者。尤其,要大力传播符合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明新风,将其化入人心、融入生活,促进形成人人弘扬传统美德、家家树立文明新风的生动局面。   风俗之变,迁染民志,关之盛衰。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,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,需要久久为功、常抓不懈。对此,我们既要有足够的恒心、耐心,又要有坚定的信心、决心;既要循循善诱,又要言传身教,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不合时宜的旧习俗、在润物无声中植入民淳俗厚的新风尚,让文明之花在广袤农村大地盛开绽放。(宣 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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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段时间以来,个别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“星”闻报道存在着一“热”一“冷”两种现象。对娱乐明星的花边轶事、生活八卦,一炒再炒、热度不减,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,甚至还用上了直播、H5等新技术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曾率部队抗洪救灾保护42万人生命财产的“流泪将军”董万瑞、被誉为中国航天“总总师”的任新民相继离世,相关报道却显得冷清不少。这种冷热失衡的舆论现象,背后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。   娱乐明星知名度高、粉丝众多,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关注,很容易成为镜头的焦点、版面的热点,适度报道无可厚非。但是,个别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、视听率,热衷追捧娱乐明星、网络红人,大量炒作个人隐私、情感绯闻,大肆宣扬纸醉金迷、花天酒地,使“星”闻弥漫着庸俗、低俗、媚俗气息。过度娱乐化、物质化、肤浅化的信息大行其道,只会助长享乐主义、奢靡主义,影响人们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,败坏社会风气。 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、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,都是民族英雄,都是国家荣光。他们才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,才是真正的璀璨之星。但这些“星”往往甘于寂寞、埋头奉献,所从事的领域也不为人熟知,而媒体或报道过少、做表面文章,或用心不够、流于形式,使人们很难了解、无从体味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力量。事实证明,只要潜心挖掘、深入报道,他们就会走进公众视野、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。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让陈景润成为明星,激发了国民勇攀科学高峰的热情;专题节目《大国工匠》讲述了不同岗位劳动者匠心筑梦的故事,让人感受到默默坚守、孜孜以求的伟大;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展现了文物修复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,让很多人敬佩不已。   “星”闻报道应当有价值坚守、价值担当,追什么“星”、推出什么“星”闻,媒体责任重大。不能为取悦受众而“失向”,不能为吸引眼球而“失真”,不能为刻意迎合而“失态”,更不能让廉价的笑声、无底线的娱乐、无节操的“爆料”淹没我们的生活。媒体的价值引领,不是关注谁要结婚生子、谁又离婚出轨,而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,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,应多一些激浊扬清、少一些哗众取宠,多一些积极向上、少一些庸俗格调,把更多镜头和版面投向那些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、苦干实干的科学巨星、令人敬重的学界泰斗,投向那些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、崇真扬善的道德先锋,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全社会不懈奋进的强大力量。   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。新闻媒体只有牢牢把握正确导向,把那些筑梦路上的巨匠大师和无名英雄从幕后推到台前,用他们书写的绚丽篇章去感动社会、去影响社会,使之成为人人景仰和追逐的明星,才不辱成风化人、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。(宣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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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,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战略举措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,着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,几年来取得重要进展,新闻舆论工作气象一新。实践证明,坚定不移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这场重大而深刻的媒体变革,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赢得了战略主动,为实现“两个巩固”根本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当前媒体融合已经到了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,一定要坚定信心、乘势而上、担当作为,推动融合发展尽快从相“加”迈向相“融”,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。    相生相成、和谐共存,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此长彼长。从文字、印刷到电子媒体再到信息化传播时代,媒体发展不断向前推进。每当新的媒体形式出现,吸引更多受众,占领市场空间,就会产生对旧媒体的唱衰论调。当前,随着网络新媒体飞速发展,“报纸消亡论”“电视消亡论”不绝于耳。新旧媒体一定是相克相抵、此消彼长的关系吗?从实践来看并非如此。中华文化讲究阴阳相生相成,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,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”,对立的事物可以在平衡和谐的状态中达到统一,焕发新的生机、化生天地万物。运用这种思维看待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关系,就会豁然开朗。把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和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结合起来,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、一体发展,完全可以开创一片“此长彼长”、同臻繁荣的新天地。这是对媒体融合发展规律的重要判断和演进逻辑的基本把握,是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基础思维。传统主流媒体适应新的传播形势、学习创新运营思路、丰富拓展传播渠道、提高融合新闻生产能力,在融合发展中完成自身改造、实现转型升级,最终将从单一的媒体形式演化出丰富多样、精彩纷呈的媒体形式,形成融合多种传播形态的全媒体矩阵。    解放思想、创新理念,构建“你就是我、我就是你”的媒体形态。以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“你是你、我是我”,通过初步融合发展后,已经呈现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局面,深度融合的目标则是“我就是你、你就是我”,就是完全融为一体、合而为一。主流媒体要实现深度融合,必须打破原有的内部体制、机制和结构。这是一次浴火重生、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,需要有明确的转型路径和科学的系统设计。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就是要创新工作理念思路,深化媒体内部体制机制改革,拓宽传播平台载体,强化人才支撑和政策保障,按照“移动媒体优先、采编发流程再造、‘中央厨房’突破、全媒人才培养跟进”的思路,科学有序推进。人民日报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对接“中央厨房”,新华社用全媒产品覆盖全网终端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动网站全面改版,中央电视台着力打造自有移动媒体平台……一个个跨部门、跨媒体、跨平台的新型媒体架构正在形成。媒体融合已经到了加速发展、凤凰涅槃的关键阶段,要继续解放思想、创新理念,以有力举措突破融合路上的“腊子口”,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,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取得突破性进展。    巩固阵地、打造品牌,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。主流媒体是宣传工作的主阵地、舆论引导的主力军、凝魂聚力的主心骨,影响巨大、优势明显,作用不可替代。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,不管媒体格局怎样变化,主流媒体的定位和导向不会变、品牌和优势不能丢。比如,主流媒体所办的主要客户端、微信公众号,其名称应当与母体保持一致,就像人民日报办人民网、新华社办新华网、央视办央视网,这是壮大主流媒体品牌的需要,也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需要。当前,有的新媒体存在名称与母体不同的现象,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品牌影响力。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。品牌是我们的金字招牌,盲目地另起炉灶、另搞一套,只会“丢了饭碗砸了锅”。只有通过融合发展让主流媒体开疆拓土、做大品牌,才能给主流媒体注入强大生机,使主阵地更牢固、主旋律更响亮、正能量更强劲。(宣 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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